作者：刘力群
我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有过多次令人难忘的接触。回忆往事，眼前浮现出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形象，多年来他一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光辉楷模。
支持我的论文写作
我与艾老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1年4月，那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习，正在准备题为《斯诺成功之路》的硕士论文。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我于4月6日给斯诺生前挚友路易·艾黎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提出一些想进一步了解斯诺的问题。信寄出后的第三天即4月8日，我接到时任艾老秘书李建平（后任对外友协副会长）的电话，约好三天后去位于北京台基厂对外友协大院中的艾老家采访。4月11日那一天，我约上当时也在进行有关斯诺论文写作的人大新闻系研究生崔维征，一同去了艾老家。
在艾老那间既温馨又充满国际大家庭气氛的客厅里，我和崔维征分别向艾老提出了我们各自的问题。记得当时我向艾老展示了我从国家图书馆复印的一份上海《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那是一份1929年8月3日的报纸，刊载有斯诺写的目击民国十八年中国北方特别是内蒙古萨拉齐大旱饥馑的报道，题为《拯救二十五万生灵》（Saving 250,000 Lives），斯诺后来称那次萨拉齐之行是他“人生的一个觉醒点”。艾老看到这份52年前的老报纸，清晰地回忆起当时与斯诺在内蒙古一个火车站偶遇的情景。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斯诺那时身穿白衬衫，乘坐火车头等车厢，随一位名叫华盛顿·吴的先生赴绥远一带考察，撰写报道，而艾黎却是乘坐无座的四等车厢去萨拉齐参加救灾工作，那时他汗流浃背，满身尘土，又感染了红眼病，很是狼狈。艾老对斯诺的这篇报道非常称赞，称其为“一篇动情和感人的新闻报道，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与艾老的这次谈话，也为我4年后即1985年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第一届国际斯诺研讨会、讨论斯诺的“人生觉醒点”奠定了基础。
晚年的路易·艾黎在家中（周幼马 摄）
记得当时艾老向我提及不少国际上有关斯诺研究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美国学者汉密尔顿（Maxwell Hamilton）关于斯诺的硕士论文，这位学者后来成为美国3位撰写斯诺传记的作者之一（另外两位是方思吾Robert Farnsworth和托马斯Bernard Thomas），而且最先完成书稿《Edgar Snow:A Biography》，于1988年在美国出版。那天，艾老为我提供了许多研究资料，特别是汉密尔顿的这篇硕士论文（英文稿），给我的斯诺研究和论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艾老赠我5首散文诗
我于1981年8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工作。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1984年初，我提出创建中国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研究会的设想和建议，得到新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副所长东生、戴邦等新闻战线老前辈的大力支持，并推举邓颖超为荣誉会长，外交部前部长黄华为会长。这个倡议当然也得到了艾老的大力支持，并作为发起人之一和荣誉顾问，参加了于1984年9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三S研究会成立大会，还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年，即1985年的7月，我们以“探讨斯诺人生觉醒点”为主题，在呼和浩特举办了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组织会议代表到土默特右旗萨拉齐，参观昔日救灾时修筑的水渠遗址和现代水利灌溉设施。艾老精神矍铄，不仅在7月19日大会开幕式上作了生动的发言（我保留有艾老发言英文打字稿），而且在随后几天，每到一地参观过后，当晚即用打字机赋诗一首，在前后4天时间里，用艾老那特有的风格，分别写下“呼和浩特”“萨拉齐”“王昭君”（会议期间参观了位于呼和浩特附近的昭君墓）、“五泉山”“斯诺研讨会”等散文诗，并立即叫秘书李建平将打字副本交给我，其中“王昭君”散文诗，竟是有艾老亲笔签名的正本，我至今珍藏。
艾老在“王昭君”这首诗中写道：“她名垂史册／为推动各族人民友谊／她甘当先驱/诗家为她的牺牲哀叹／史家为她的先行颂赞／各族人民一起干（work together）／共同致富向明天。”
1942年，路易·艾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底学校迁往甘肃山丹县。路易·艾黎既是校长、老师，又像父亲那样关怀照顾学生的生活，每当新生入学，他总要亲自为他们理发、洗澡
为《桥/Bridge》杂志创刊提供稿件
中国三S研究会成立不久，大家认为研究会应该有一个刊物。对于刊物的名称，我曾与研究会副秘书长江枫先生有过多次讨论，我提出过《交流》《沟通》等名称，他提出可以用《桥／Bridge》作为刊物名称，主旨是“架设沟通中外友谊和理解之桥”。时任外文局老专家、三S研究会副会长爱泼斯坦对《桥》这个刊名表示称赞。
1984年年末的一天，安岗副会长给我转来一封有黄华会长批转的信件，那是艾老11月16日写给黄华的一份简函，随函附有一篇题为“伟大的架桥者”（The Great Bridge Builder）的文章。
艾老在简函中写道：“Dear Comrade Huang Hua, Further to our last conversation do you think the enclosed small article would do for “Bridge”? Send it to you in duplicate. Regards, Cordially, Rewi Ally”。（作者译文：亲爱的黄华同志，根据我们上次的交谈，现送上小文一篇，看是否对《桥》杂志有用？此致衷心祝愿！路易·艾黎）
黄华在批语中写道：“请安岗同志阅，我觉得艾老此文很精辟，《桥》杂志出版时建议采用。并建议送主编《桥》的有关同志阅过，决定是否采用。还可作为‘样篇之一’送拟约稿的朋友，推动鼓励他们写稿。当否？请酌。黄华 十一月二十日。”
收到艾老的这篇文章和黄华会长的批语，我们都非常高兴，感到这是对研究会和即将出版的《桥》杂志的极大支持，我也很快将此文翻译成中文。
艾老在“伟大的架桥者”一开头就写道：
每一个生活在国外，并且赢得四邻尊敬的中国人，都在他所生活的异国与他自己的家乡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多少年来，有许多这样的架桥者，使我们想起了或许是所有这些人中最伟大的架桥者。
艾老接着写道：
当时许多人都说，中国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而埃德加·斯诺这个年轻的美国作者却要去寻找真理。他在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名人的马海德大夫陪伴下，到红色区域做了一次冒险旅行，在那里会见并采访了革命领导人，与那些参加过长征的年轻战士交谈，写出了了不起的著作《西行漫记》。这本书建起一座桥梁，恰好从延安通向世界上讲英语的国度里的许多人家，成为一部史诗，并且在世界各地被译成许多文字，使人们对于那些正在进行出色战斗的中国勇士们充满热望和信心。这本书激励了许多作家，使他们沿着斯诺的足迹到达延安。他们后来都出版书籍，加固了斯诺已经架起的桥梁。他们的名字有许多许多，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脑海里想起了一些人：杰克·贝尔登、根舍·斯坦因、哈里森·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乔治·何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另外两位最著名的架桥者把斯诺的业绩又推向前进，她们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伊万斯·卡尔逊、约翰·谢伟思和约瑟夫·史迪威也帮助加固了这座桥梁。《西行漫记》给天下的老百姓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只要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团结工作（working together），就能把大山移动。这本书促成了印度国大党代表团的访华，以及汉斯·米勒医生的来华，他在前线工作了12个年头。埃德加·斯诺把他在延安获得的启示带到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工合）中。“工合”是由他帮助创立的，至今仍然存在。
《桥》杂志创刊号于1986年初出版，由于当时的编辑人员不知道艾老曾为《桥》杂志提供过这篇文章，匆忙中竟然在创刊号中没有刊登艾老此文。为了弥补遗憾，在时任经济日报社社长、三S研究会副会长安岗的指示下，《经济日报》以“伟大的架桥者——为中国《桥》杂志创刊而作”为题，于1986年3月13日刊登了出来。
拍摄纪录片《路易·艾黎的一天》
中国三S研究会成立不久，很快就获得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电视节目制作许可证，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时任三S研究会副会长栾保俊（《解放军报》原驻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介绍下，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导演姜思慎牵头，组建了中国三S研究会上海影视部。影视部成立后的第一个立项，就是拍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系列纪录片，先后摄制成功“敬礼，三S！”“爱泼斯坦的记者生涯”“耿丽淑的中国心”，以及“路易·艾黎的一天”，每集约30分钟。
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编导姜思慎阅读了大量有关艾老的资料，并带领摄制组深入艾老的日常生活，将艾老每天起居饮食、阅读、写作、会客、休闲等生活镜头，与历史照片和影视资料有机地穿插编辑在一起。通过艾老紧张繁忙、充实有趣的一天生活，展现了艾老为推动中外友谊、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所作的辛勤努力和杰出贡献。
1960年，毛泽东与斯诺（左）共进午餐，路易·艾黎（右）、马海德（背影）作陪
我至今保存着由姜思慎编导的这部纪录片的录像带和拍摄脚本，并在前几年将录像带《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系列纪录片全部转成数字影像，便于更好地保存、分享和播放。
今天，翻开《路易·艾黎的一天》拍摄脚本第一页，对照影片播放，随着解说员深情的话语，依然让我们感到艾老就在身边：
清晨的太阳，召唤起人们生气勃勃的生活。（画面：日出、北京街景）
住在北京的艾黎老人，也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画面：艾黎在北京的家）
他每天必做的第一件事，是在起床和早餐的同时，收听中外新闻广播。只要是他感到对中国有重大关系的各种事务，都会很快用自己的思考写下中肯的看法和意见，并且，马上让秘书向有关方向转达。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画面：早餐，工作，文稿，小李取稿）
这一天，当他听到中央领导同志视察贫瘠的大西北，号召人民种树植草，立刻兴奋地写下诗句，提出了改造中国国土、促进生态平衡、造福子孙后代的许多有益意见。（画面：艾老念诗并交小李）
艾黎几十年如一日，关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每一个步伐。可以说，他对于中国的热爱和深情，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有些同胞。（画面：艾老写作，思考）
1986年11月21日，我随同黄华会长到艾老家，黄华会长亲手将《路易·艾黎的一天》纪录片录像带赠送给艾老，随后大家一同与艾老合影留念，又一起兴致勃勃地在艾老家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收藏艾黎签名本和“工合”文物
距离与艾老第一次见面，40多年过去了；距离与艾老后来的多次接触，直到1987年12月艾老去世，也有30多年了。艾老不仅是我可亲又和蔼的师长，也是我人生可敬又光辉的榜样。我至今保存着由艾老撰写并亲笔签名的《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中英文版，还收藏有他老人家亲笔签名的《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一书。艾老以及他书中记述的那6个美国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马海德、史迪威、卡尔逊），以及海伦·斯诺、乔治·何克等其他许多伟大的架桥者，都为我们以及今后的年轻人作出了表率和榜样。
1982年，85岁的路易·艾黎重返山丹，参加兰州石油技工学校（前身为山 丹培黎工艺学校）建校40周年纪念活动
为了缅怀路易·艾黎先生和传承“工合”精神和理念，我除了积极搜集、收藏艾老的签名本，特别是有艾老用中英文同时签名的签名本。最近几年，我还注意收藏由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路易·艾黎亲自参与发起和倡导的中国“工合”运动有关历史文物，例如由艾老亲自设计的中国工合三角徽章（1938年制）、工合票据、函件、照片、早期出版物，等等。其中让我感到最有故事性和历史感的一件工合原始文件，是1942年7月3日由美国援助工合委员会编印的“工合简报”（Indusco Bulletin）。这份简报由该委员会位于纽约4大道425号的办公室寄出，送达美国康州麦迪逊镇Fort Path Road，收件人是Mrs Edgar Snow，即海伦·斯诺。这份4页的工合简报，不仅简述了工合的来由和历史背景、“工合”两个汉字的来源和含义，还特别介绍了斯诺的新作《为亚洲而战》，附有斯诺的照片。该简报编辑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这个工合三角徽最精彩的故事，出自艾黎的亲口讲述：我随一些来自华南温暖地域的工合会员，行进在去蒙古方向的路上，忽然，他们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发现那是一个长长的驼队。他们惊喜地看到，领头的骆驼身上插着一个印有巨大“工合”三角徽的旗帜。艾黎接着说：这是一个骆驼运输合作社，驼载着游击队的产品。那些随我们一起从南方来的工合会员，突然意识到他们是这个工合运动的一部分，现在已覆盖整个国家！当骆驼在寒冬中喷着鼻息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们高兴得欢呼跳跃！
艾黎称，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重新回顾艾老自称一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更能感受到艾老作为一个伟大国际主义者的胸怀和情感。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3期）配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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